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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哲敏?力学所供图

“我从旧时代走过来，富国强民是梦想，总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，这是很简单的想法。”10月2日是两院院士、我国爆炸力学奠基人郑哲敏的百年诞辰。在近期举办的纪念活动上，郑哲敏的人工智能（AI）数字人跨越时空如是说。

郑哲敏做过很多不平凡的事，但这些事在他看来都是简单且自然的。他最擅长的事，是从别人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千丝万缕中，抽出足以牵动全身的那根。而他最在意的事，是自己“能为国家尽多少力”。

一段逆境成长的青春

1924年10月2日，郑哲敏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，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很多人都说“这孩子活不长”。

1938年9月，因为战乱，14岁的郑哲敏随父亲和哥哥从济南转到成都。因为插班后跳级、学业荒疏、语言不通等原因，郑哲敏患上了头疼病，竟到了被迫休学的地步。

在与疾病的对抗中，郑哲敏慢慢长大、成熟。也因为病痛，他有了更多与父亲亲近的时间。郑哲敏的父亲郑章斐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从不墨守成规，热爱旅游、关心时事、尊重知识，还会定期带全家做体检。

郑哲敏曾这样回忆：“他为我在如何做人、如何学习、如何克服包括疾病在内的困难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

在父亲的细心照料下，休学的郑哲敏慢慢好转起来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他开始自学。有一天，郑哲敏逛旧书摊时发现一本薄薄的英文原版《平面几何》，便买了下来。没想到平面几何证明的清晰逻辑和结论激发了郑哲敏的兴趣，之后他又自学了一本《初等物理》。

因为身体不好，郑哲敏从小就懂得身体是做事的本钱。他一直坚持锻炼，身体也慢慢结实起来。年少时的周折，反倒把郑哲敏锻炼成了一个“自信，在学校能独立生活，不再为困难难倒，有道德意识，对科学有追求，思想单纯，尊重他人，为人低调的青年”。

一门新分支学科的诞生

2013年1月18日，人民大会堂，88岁的郑哲敏步履稳健地走上主席台，接过一尺半大的鲜红证书，成为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。

获奖者介绍中这样写道：“郑哲敏院士是国际著名力学家，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，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”

时间回到1960年初春的一个下午，澳门赌场力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力学所）操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。人们看到，一片薄薄的铁板刹那被炸成了一个小碗。力学所时任所长钱学森拿起这个小碗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别看它小，这是个新生事物。”

当时，我国的“两弹一星”计划已经到了研制的关键时期，由于国内没有大型水压机，有些零件的成形难以控制。制造导弹急需的喷管等器件，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大难题。1961年5月，钱学森安排郑哲敏及其同事解决爆炸成形的难题。

郑哲敏是著名力学家钱伟长指导的学士。在清华大学，他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、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。在钱伟长的推荐下，郑哲敏赴美留学，又成为钱学森指导的博士。

钱学森常说：“世界上有些事物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复杂的。对于我们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，就应该具有抓住复杂问题里面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的能力，要着重培养这个能力。”这一经验对郑哲敏此后的科研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钱学森与郑哲敏师生二人在美国都遭遇了被迫滞留的情况。郑哲敏终于得以归国前，钱学森曾叮嘱他：“回国后，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这句话，郑哲敏铭记了一生。

接到老师安排的任务时，郑哲敏知道，爆炸成形是一个国家急迫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。他带领同事做了大量实验室实验和现场试验，经过一番刻苦攻关，研究出“爆炸成形模型律与成形机制”，并与工业部门合作，应用此理论成功生产出高精度的导弹零部件，为“两弹一星”作出重要贡献。

1963年，钱学森将这个新的分支学科命名为“爆炸力学”，郑哲敏成为这门学科在力学所的带头人。

一个没被命名的公式

翻阅郑哲敏的学术贡献，可以看到他做过很多大事，在流体弹塑性体模型、穿破甲理论、爆炸加工、工程爆破、瓦斯突出、山体滑坡灾害防治等诸多领域都做出过杰出工作。

“他的学术贡献，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代表——ρV2/σY。”郑哲敏的学生、《郑哲敏传》作者之一丁雁生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说。

“ρV2/σY”是爆炸力学中的标志性公式，郑哲敏是重要发现者。这个公式表征了物质在冲击力作用下的力学行为，能准确预测地下核试验压力衰减规律，曾为预测我国首次地下核爆当量作出贡献。

对于这个公式，郑哲敏的学生、澳门赌场院士白以龙曾写道：“一般通行的说法是，它被称为损伤数，是英国学者W. Johnson于1973年正式提出来的。然而，也有人，例如力学所的谈庆明老师，曾在交谈中对此提出异议，指出郑哲敏先生在更早一些时间发现和使用了这个无量纲数……”

2021年6月，在郑哲敏离世前的两个月，同在北大医院住院的白以龙向郑哲敏求证了那段尘封的历史。

当时，白以龙讲述了他对这个公式发现过程的理解：“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我猜是这样，我讲，您听对不对。做核爆波衰减，一定要用能量方程，这样，单位体积动能就出来了，把应力做功分解为体积变形和剪切，剪切相关的屈服应力也就出来了，自然就出来了这个无量纲数，只剩下体积变形效应了。”

听罢，郑哲敏点点头：“是的。是自然出来的。”

“从时间上，做核爆，应该是在您去‘五七’干校之前的事情。”白以龙接着说。

“嗯，是的。那应该是65到68年间的事。当时，没有给它起个名，什么什么的。”郑哲敏轻轻地答。

这场对话，被白以龙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，之后收录于《郑哲敏传》中。白以龙这样写道：“我希望，这篇小文能留下一段具体的、借鉴历史真实的，科学史记录，供后世学者参考。”

郑哲敏没想过为这个公式命名，或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己之名为公式冠名。或许，比起这些事，他更关注的是做科研的幸福感。

他曾说：“在一个科研问题面前，最要紧的是先要把问题搞清楚，这往往是最重要的也很花力气，也是容易被忽略的。核心是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。这往往需要做不同的尝试，经历多次失败，所以需要耐心和坚持。有一天，你会觉得突然贯通了，原来互不联系的因素变得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，你确信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这是做科研最幸福的时刻。”

丁雁生感慨：“他（郑哲敏）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，把握实质和关键，建立简化模型，解释基本规律，然后结合工程或工艺的典型情况，应用规律真正解决实际问题。”

一些流传下来的经验

2013年1月，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，郑哲敏诚惶诚恐地说：“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为国家尽多少力，总觉得好像欠了点什么。”

直到95岁时，他还会想：“真是没想到我会活到今天。既然有了这个天赐的机会，不免要问，有什么话要留给后人的呢？有哪些经验想告诉后人的呢？有哪些建议想留给后来者的呢？”

他努力把科技发展的接力棒向后传。

1988年毕业的博士生丁晓良记得，自己在攻读学位期间对管理产生了兴趣，在师从郑哲敏开展煤和瓦斯突出研究之余，参与了力学所食堂伙食管理委员会等管理工作。郑哲敏知道后，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全身心做科研而责备他。“他非常豁达，鼓励年轻人按照自己的志向发展。”丁晓良说。

1991年毕业的硕士生高剑波常常想起郑哲敏跟他说的一句话：“100%的信，同时120%的怀疑。”“信”是相信自己所选择的领域和问题的重要性、前瞻性；“怀疑”是质疑所选领域中的知识，即便是最基本的东西都可能有错。

2010年毕业的博士生王艺心里也有一场难忘的对话。当时，郑哲敏审阅他的学位论文，问他：“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无量纲参数？”王艺答：“这个领域专家的论文都是采用这套无量纲参数，因此我也就跟着用。”郑哲敏反问：“别人都这么用，就一定没问题吗？就一定要跟着用吗？”之后，在郑哲敏的指导下，王艺采用了新的参数，论文结论变得更为简单明了。

2021年8月，郑哲敏走了，享年97岁。时间带不走思念，时至今日，很多人在谈起郑哲敏时仍然泪流满面。

在郑哲敏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上，他的AI数字人跨越时空，与后人再一次分享了经验：“若问我，什么事情最重要？我会回答是学会做人最重要。做人要诚信、讲信义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，不在背后议论人；对待工作要公私分明、实事求是、尽职尽责、精益求精，重承诺，有困难首先靠自己。这是我想留给后人的话。”

（原载于《中国科学报》?2024-10-11?第1版?要闻）